美国女子学院_美国女子学院排名

一、斯佩尔曼女子学院

斯佩尔曼女子学院始建于1881年，是一所专为刚刚摆脱奴隶命运的黑人创办的女子学校。那一年，新英格兰的传教士索菲亚·B.帕卡德和哈里亚特·E.吉尔斯来到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地区，他们对当地黑人恶劣的生存状况深感震惊。虽然美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由于没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源，大多数黑人家贫如洗、穷困潦倒；而没有文化，缺少教育，使得他们试图独立自主改变命运更为艰难。两位传教士与本地教区牧师弗兰克·奎乐思十分同情黑人的处境，他们认为要改变的黑人命运，除了依靠上帝的救赎，还必须帮助他们受教育。于是就在当年，他们招收了11名黑人女孩，利用教堂的地下室做课堂，从此开启了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办学历程。第二年，同情黑人的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捐赠了250美元作为学校办学基金，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到1884年，由于洛克菲勒每年的捐赠，再加上佐治亚州黑人社区的捐款，学校终于在曾经的联邦军军事建筑的废墟上建造了校园，并以洛克菲勒妻子劳拉·斯佩尔曼的名字正式为学校命名。

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办学宗旨从一开始就很明确，除了培养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还为黑人女子提供职业技能方面的教育。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学校对学生的行为举止有着严格的要求，同时重视向她们传授家政技能，致力于将进入学校的黑人女孩培养成为宗教信仰虔诚、专业技能娴熟、举止行为优雅的服务于白人家庭的管家和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学院早期开设的课程除了如阅读、研习《圣经》等基础课程，还有打印、缝纫、烹饪、洗熨等课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课程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增加了一些人文学科基础科目，比如文学、地理、数学和英语等。1961年，艾丽斯进入斯佩尔曼女子学院学习时，该校已有80年的建校历史，但它的办学宗旨却始终保持不变。曾经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担任教授的霍华德·津恩在他的回忆录《在一辆前进的火车上你不能保持中立》中记录了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校园氛围。校园四周环绕着12英尺高的石头墙。学校对学生的穿着、走路方式、倒茶方式都有一定的要求。学生每周要做六次礼拜，进出宿舍必须签到，晚上10点之前必须回到宿舍。学生们与男性的接触受到严格监控。令学院当局最反感的是对女性独立自由的宣传和学生发生未婚先孕的事情。在这所学校里“亚特兰大市的白人权力机构和黑人学院管理层之间似乎达成了一个不成文、没有公开宣布的协议：是我们白人让你们这些黑人进入如此漂亮的校园学习……作为回报，你们绝不能做违反白人意志的事”。

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学费不算高，每年约为1200美元，低于其他学校收取的费用。尽管如此，学费还是超出了大多数黑人佃农家庭的承受能力，因此多年来，学校招收的大多是来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艾丽斯是极少数能走进这所学院的佃农家的孩子。虽然来自穷人家庭，艾丽斯倒没有丝毫自卑感。她来上学的目标很明确，除了读书、学习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她希望参与到亚特兰大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中去。

进入学校没过多久，艾丽斯出众的才华和优异的学习成绩就使得她在校园里声名大噪。她最喜欢的课程是文学课，她曾将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作品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撰写出颇有见地的论文。文学课的教授往往对她的写作水平和思辨能力大加赞赏，还常常将她的作文拿给大家欣赏。总之，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第一学年，艾丽斯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她被选为学生代表参加了1962年7月28日至8月6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被选入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的黑人学生代表，艾丽斯与同伴们还被人领到离斯佩尔曼女子学院不远处的马丁·路德·金的家中。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见到马丁·路德·金，因为他们要拜访的是他的夫人科丽塔·斯科特·金。科丽塔当时是亚特兰大唯一积极公开投入到追求和平运动中的黑人妇女。在一篇题为《重访科丽塔·金》的散文中，艾丽斯描写了当时的情形：

当她跟我们简短地交谈时，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她，害羞得说不出话来。她谈到和平运动、她的音乐和她的所有计划时，我很高兴地看到了她的活力、她的光明、她的光芒和微笑。她给了我们几句关于我们旅行的鼓励，这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出国旅行。她没有，我们也没有提到她的丈夫。但她显然是个快乐的女人，我禁不住希望能从客厅溜出去，走到屋子的其他地方，因为我肯定马丁·路德·金在那儿。

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又叫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是一个不定期举办的左派国际综合性青年活动。由总部设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简称WFDY)主办，协办单位是国际学生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简而言之，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是由苏联为首的国家举办的大型国际活动，主题为反对侵略和战争，歌颂和平与友谊。

来自亚特兰大市莫尔豪斯黑人男子学院的朱利叶斯·科尔斯也参加了这次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活动。莫尔豪斯黑人男子学院坐落在亚特兰大大学校区内，是美国唯一的一所私立黑人男子学院，被视为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兄弟学校，而且两校的学生可以到对方的学校选课。科尔斯曾经在一次大学生聚会上认识了艾丽斯，并且对她印象深刻。在科尔斯眼里，艾丽斯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与其他年轻女学生相比，她的思想和学问却超过她们。

两个年轻人在赫尔辛基不期而遇，便结伴而行。他们一起参加了青年学生活动节上来自不同国家青年组织的各项活动。其中，古巴青年学生代表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给艾丽斯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她专门找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著名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书仔细阅读。这本书让她对古巴革命的原因有所了解，同时也向她提供了一个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窗口。让艾丽斯印象深刻的还有参加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读诗活动。叶夫图申科是一位充满激情、情感丰富的青年诗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情怀深深打动了艾丽斯，使得艾丽斯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于一心要走到民权斗争前线的艾丽斯来说，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似乎成了她的灵魂伴侣和文学战友。在赫尔辛基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上经历的一切，使得艾丽斯更加渴望了解苏联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活动结束后，艾丽斯和科尔斯特地结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当她来到莫斯科的红场，看见在列宁墓前静静地排着长队的人们，她很好奇，同时也为自己对历史和政治如此无知而感到羞愧。怀着想要了解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渴望，她告诉科尔斯，下一学年一定要选修霍华德·津恩教授的俄国历史课，以便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二、霍华德·津恩教授

1962年秋，艾丽斯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开始了她第二学年的学习。正如她早已决定的，她选修了霍华德·津恩教授的俄国历史课。这门课的学习可以说是艾丽斯人生成长历程中的一道分水岭。津恩教授不仅讲授俄国历史，还在其中穿插大量有关俄国艺术和文学的内容。艾丽斯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上如鱼得水，尽管在课堂上她并没有表现得十分活跃，但她却是最认真、最用心的学生。在津恩教授的介绍和引导下，艾丽斯阅读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果戈理的作品等等。“我阅读了所有可以寻找到的俄国作家的作品，它们对于我就像珍馐美味，让我欲罢不能。”艾丽斯非常羡慕俄国作家的才华，她后来写道：“我甚至认为俄国的空气中一定有文学艺术的养分，这些作家可以一出生就呼吸到它们。”作为这门课程的作业，艾丽斯提交了一篇分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论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津恩教授忍不住拿去与其他教授们分享。然而，这篇论文却遭到一位白人教授的质疑，他十分倨傲地说，来自佐治亚州农村的黑人学生怎么可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一定是抄袭的。津恩教授愤然反驳道：她从哪里抄袭？整个亚特兰大城都找不出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的人啊！

津恩是一位坚定的民权运动支持者，当时他还担任学校历史和社会科学系主任一职。这位高大、瘦削、精力充沛的白人教授是犹太移民的儿子，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里的贫困家庭中长大，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历史博士学位。不论在斯佩尔曼女子校园内还是在校外，津恩教授都与黑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总是面带热情友好的微笑，对那些像艾丽斯一样在贫困中长大的黑人学生特别关心。艾丽斯后来回忆说：津恩教授是第一个与我进行过真正交谈的白人教授。他风趣、友好、真诚。在这之前，我见到的白人大都冷若冰霜，表情轻蔑，好像我们毫无价值，一无是处，但津恩教授却十分尊重我，赞赏我的智慧和能力。尤其难得的是，津恩教授对学校培养模式也颇有微词，他非常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并鼓励同学们反对校方一些过分严苛的规则。

1963年6月的一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里传开。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津恩教授突然收到了校方的一纸解雇通知。校长并没有说明原因，但大家心里都清楚，因为津恩教授被认为是校园中许多抗议活动的领袖。当时已去波士顿过暑假的艾丽斯听闻此事异常震惊。学校怎么能因为教授鼓励学生将民主付诸实施而解雇他？在一个声称热爱自由的国家里，这难道不正是教育家的职责吗？她立即给津恩教授写了一封信，表达她内心的震惊和愤怒：“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对你说什么。离开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时候，我还很开心地想，要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好好向你学习和思考一些东西。……现在，我却在想，斯佩尔曼女子学院要是没有你会是怎样的，我实在无法想象。”

由于过于激动，艾丽斯当天没有写完这封信。第二天，她又继续写道：“昨晚，我太激动以致无法写完这封信。今天，我收到斯尔顿夫人的来信，信中说整个社区和学校一样都在议论这件事，还说你要进行反击。我很高兴。等我冷静下来，我会再给你写信。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不管什么事，如果我能帮助到你，请一定告诉我。”

然而，津恩教授的不满和学生们的抗议未能改变学校的决定，津恩教授还是离开了斯佩尔曼女子学院。艾丽斯回到学校后，立即在校学生报纸《聚光灯》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此举被认为是斯佩尔曼女子学院有史以来学生所采取的最具反抗性的行为。

尊敬的编辑：

当我本学期回到校园时，我很难过地发现，霍华德·津恩博士竟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突然解雇了。众所周知，本校现在取得的一定程度上的现代化和民主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津恩教授，然而就在他和家人启程要去度暑假的那天早上，竟然接到校方解雇的通知。

作为一个关注校园内民权运动发展的人，我不禁想知道，学院针对津恩博士的这一行动是否证实了上学期，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举行的一次关于自由的激烈讨论会上，大家曾说过的，斯佩尔曼女子学院不存在言论自由和持不同政见的自由？

津恩作为教师的能力毋庸置疑，他的人品有目共睹……他对南方黑人运动及南方黑人学生运动的理解和描述既智慧又客观。所有学生都真心渴望到津恩教授的班上听课。对津恩教授来说，校园里的每个人都是真正的个体，毫无疑问比新建筑物或光滑的绿色草坪更加重要。

我不是在字面意义上为津恩教授感到遗憾，每个人会管好自己，历史是偏爱伟人的——越是反抗不公正的利益，人格就越伟大。但是，我对我们作为应该是成熟和文明的个体感到遗憾，为什么不能像往常一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变成了什么，……我想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仍然熟悉这首诗的开头——我必须自我独立，因此，我想以自己的方式去思考……

……

这封信并不是一个控诉，尽管它可能会被这样看。它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遗憾。我希望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姐妹们能够从自以为是中清醒过来，这样即使她们不分担我的遗憾，至少可以多少知道我们的损失。

你真诚的，

艾丽斯·沃克

三、华盛顿示威

1963年的夏天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时光，对艾丽斯来说尤其如此。就在1963年8月28日，她参加了这个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活动。那天，25万多美国人聚集于首都华盛顿，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馆之间的林荫道上以和平集会方式举行黑人争取就业和自由的示威和大游行。与艾丽斯一同前往华盛顿的大卫·德莫斯是她当时的男友，他回忆那天的情形时说：“我们并没有事先计划，仿佛一切都是天意，我们在波士顿乘上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天还没亮，车在巴尔的摩停下来，我们在一个黑人教堂里吃的早饭。当我们到达华盛顿朝林肯纪念堂走去时，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空气中仿佛有一股激动的电波在传荡。我们立刻被人群吞没了，但是我们就在那里。那真是一次奇妙的经历。”

艾丽斯爬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虽然那里离林肯雕像有一段距离，但扩音器的效果很好，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地敲打着她的耳膜，撞击着她的心灵。她后来如此描述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所具有的感染力：

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已与南方黑人宗教的情感融为一体，当他响亮的嗓音越过聚集在那里的成千上万人头顶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在教堂里长大的南方人所感受到的激动心情。伴随着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是激情澎湃的节奏，是绷紧心弦的停顿——那是一个真正一流的传教士的演讲。当一个真正一流的传教士的舌头滚动时，打动你的不一定是词汇本身，而是充满激情和情感的节奏，还有更加充满激情的停顿。

美国民权运动以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为标志，达到了高潮。这场以非暴力的抗议行动为主要手段的争取黑人民权的群众斗争，对美国黑人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和唤醒黑人更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总统约翰逊于1964年签署了《民权法》。但南部诸州仍采用各种手段阻止黑人选民登记。于是，马丁·路德·金带领民权运动者在种族主义猖獗的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市进行了黑人选民登记运动，并于1965年3月从塞尔马市向州首府蒙哥马利进军，沿途参加的人群多达15万人。在世界人民的谴责面前，美国政府于同年8月要求国会通过了选民登记法。然而，民权法和选民登记法仍未能完全取消南部种族隔离与歧视制度，有些地方的种族歧视还有加剧之势。1968年3月，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组织名为“穷人运动”的活动中，遭到了种族主义分子的暗杀。

参加华盛顿游行之后，艾丽斯更加渴望投身到火热的民权运动中去。但当她回到斯佩尔曼女子学院时，立刻被一种难以忍受的窒息感所笼罩，而且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斯佩尔曼女子学院长期以来坚持以所谓“淑女”的标准对黑人女学生进行严格培养，禁锢了学生的个性和自由独立意识的发展。在这个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就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街道上，许多黑人和黑人学生走上了街头，他们大胆跨越种族隔离的警戒线，以各种形式抗议种族歧视；而艾丽斯和所有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同学却被约束在校园中，被要求保持“淑女”的庄重姿态。在这所将学生的行为礼仪、言谈举止看得比平等权利、社会改革更为重要的校园里，艾丽斯越来越感到自己与身处环境格格不入。

就在这个时候，斯佩尔曼女子学院提名艾丽斯为一笔2000美元奖学金的获得者，她可以用这笔钱去欧洲某个大学做交换学生。奖学金是梅里尔家族提供的，梅里尔家族同洛克菲勒家族一样，一直是黑人历史名校的慷慨捐助者。作为学校董事会主席，查尔斯·梅里尔听说过艾丽斯的事迹，对这个来自贫穷佃农家庭但却才华横溢的黑人女学生印象深刻。然而艾丽斯却拒绝了这个荣誉和奖金，她说：学校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反抗吉姆·克劳法的黑人学生没有任何支持，却用钱资助我到白人的欧洲去学习，这让我非常不舒服，所以我拒绝接受那笔奖学金。

梅里尔听说艾丽斯·沃克拒绝接受奖学金，感到大惑不解，这可是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从未发生过的事啊！梅里尔一直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思想开放、有社会责任感的慈善家，他无法理解艾丽斯的想法。没过几天，梅里尔与艾丽斯在校园内不期而遇。梅里尔对艾丽斯拒绝奖学金一事一直心存疑惑且耿耿于怀，于是他迎上前询问艾丽斯：你究竟想过怎样的人生？艾丽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能让梅里尔理解自己的行为。回去后，她思考了一下，写了一首诗邮寄给了梅里尔。诗的大意是：在一个大雨天，一位白人遇见了一位黑人穷学生。白人穿着一双昂贵的高级皮鞋，而学生穿的是木条制成的凉鞋，冰凉的雨水浸透了她的双脚。学生站在暴雨中为自己想成为一个诗人辩护，尽管白人暗示像她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无法胜任如此崇高的职业。从那首诗中梅里尔读懂了艾丽斯，并因此欣赏她的勇气和追求。此后，他们成了多年的朋友。

虽然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艾丽斯有许多收获和愉快的经历，但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成为作家和民权运动活动家的希望在这所学院里将受到阻碍。有生以来，她看到的都是黑人被白人当作小孩一样处处管东管西，但现在，她不愿意再被这样对待了。1963年底，已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的艾丽斯，毅然决然地向斯佩尔曼女子学院提出了退学的要求。

四、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

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已执教40年的海伦·林德教授，收到了她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教书的儿子的来信，信中介绍了自己的学生艾丽斯·沃克。海伦·林德被艾丽斯的聪明才学、勤奋努力，以及对社会改革的政治热情所打动，她相信如果艾丽斯能转学到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在这所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学校来学习，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在海伦·林德的帮助下，艾丽斯获得了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1964年初，艾丽斯从亚特兰大的斯佩尔曼女子学院转学到了纽约的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

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位于纽约城的布朗克斯维尔镇。那是一个富裕的小镇，位于纽约以北二十五英里处。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被视为一所精英女子学院，是美国学费最贵的学校之一。20世纪60年代期间，该学院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独辟蹊径，废除了分班制度、传统教学模式和必修课程，每位学生都有一位专业导师，由导师指导学生完成个性化学习。学生在毕业之际，得到的不是一份成绩单，而是一份评估报告，其中将会详细描述学生在学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情况。

艾丽斯初来乍到，便立刻喜欢上了这所学院。与斯佩尔曼女子学院大多数课程中那种沉闷、循规蹈矩的教学方式不同，在这里，学生被鼓励自由发挥自身所长，随心所欲表达自己的声音。艾丽斯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培养。在艾丽斯眼里，不仅学校的培养模式新颖，甚至连那散落在常春藤覆盖下的建筑物——宿舍、教室和行政办公室——都让她喜欢，她觉得校园布局有一种完整和谐的效果，体现了学校将生活和艺术交织在一起的办学理念。她说：“我在斯皮尔曼女子学院时，很少有人重视我的写作，因为在那里，写作被认为不过是生活的点缀。但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写作被看作关乎人的精神和灵魂的艺术，你写作是因为你不得不这样做，就像学舞蹈的学生跳舞，学音乐的学生作曲。作家写作，画家画图，大家都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在那里，我几乎从不照镜子，因为没人会管你头发梳理得合适不合适。我完全沉浸在学习中。这真的是太好了！”

对艾丽斯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她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遇到了三位对她今后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

首先是海伦·林德。作为艾丽斯的导师，海伦·林德不仅帮助艾丽斯在校园里安顿下来，指导她选修所要学习的课程，而且作为哲学老师，她还使得艾丽斯更加深了对人生的认识和领悟。艾丽斯说：“海伦·林德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让哲学变得可以理解的老师。是她带领我读懂了加缪的作品，让我第一次明白，生活中经历的一切苦难和磨砺，都可以成为人生的导师……自从跟她学习以来，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悲伤和欢乐，都有了它的价值、意义和用途。”按照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的办学原则，学生每学年只选修三门课程，以小型研讨会和私人面谈的形式与教授进行深入探讨。在海伦·林德的指导下，艾丽斯还学习了文艺理论和20世纪西欧戏剧，并对西塞罗和彼特拉克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探究。

另一位是简·库珀教授，艾丽斯的写作老师。在简·库珀的指导下，艾丽斯不仅提高了写作能力，更进一步坚定了成为作家的决心。简·库珀也对艾丽斯的写作能力大为赞赏，她回忆说：“艾丽斯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能用最精准的方式说出真相。18到22岁的孩子会有很多困惑。但艾丽斯在那个年纪已经参与了民权运动，她对自己的立场非常清楚。她为人正直、坚强，我过去常常想，当我上天堂时，站在天堂门口的不是圣·彼得，而是艾丽斯。”

简·库珀发现，与一般初学写作的人不一样，艾丽斯从一开始就能够在她的作品中清晰地传达出她的想法和自信。她的表达清晰而精确，但不熟悉她生活背景的读者可能有时会感到惊讶。简·库珀清晰地记得，有一次艾丽斯提交了一篇短篇小说，其中她描写土地是红色的。“当艾丽斯来上课时，我告诉她土地的颜色不对。艾丽斯眼神坚定地看着我说，不，你错了，我家乡的土地是红色的，就是故事中描写的那样。没错。”简·库珀说，“这让我十分惊讶，作为一个学生，艾丽斯能够让你质疑自己并修正你的思维。她有一种坦率的毫不掩饰的智慧。”

对于生长于南方富裕白人家庭的简·库珀来说，艾丽斯在写作中涉及的种族问题让她有时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她坦言道，正是艾丽斯，帮助她认识到她的一位亲戚曾经在歪曲黑人形象上所起到的不好作用。她说：“我的叔叔梅里安·库珀是1933年的电影《金刚》的编剧和制片人。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各种关于黑人和非洲野蛮的种族主义隐喻。艾丽斯正好在我的班上，她在写作中激愤地批判了其中的种族歧视，使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刚》存在的问题，认识到这部电影是如何加强和助长了我小时候每天看到的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残忍。正是因为我的家人制作出了这部可怕的电影，才更加使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黑人争取尊严。”

第三位是穆里尔·鲁凯泽教授，这位有着一头狮子般浓密黑发的美国著名女诗人，对艾丽斯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穆里尔·鲁凯泽出版过数十种作品，除了诗歌之外，还涉猎小说、戏剧、儿童文学、传记、回忆录、文艺评论、翻译等多个领域。除了写作，她还是位政治活动家，她的诗歌和其他作品常常聚焦在平等、女权、社会正义以及犹太教等主题上。穆里尔·鲁凯泽有一诗句广为流传：“组成宇宙的是故事，而非原子。”

这句话也对艾丽斯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坚定了她通过写故事来表达反抗种族主义、为黑人种族争取平等权利的决心。在穆里尔·鲁凯泽的课上，艾丽斯常常用平静低沉的声音历数白人对黑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她的声调虽然没有体现愤怒的情绪，却直截了当，充满批判的力量。在其他同学的眼里，艾丽斯与校园中的其他黑人女学生相比，显得更加思想深刻，语言犀利。她看问题往往很尖锐，锋芒毕露。同学们都非常崇拜和仰慕她。穆里尔·鲁凯泽自然十分欣赏艾丽斯，称她为自己最好的学生，常常鼓励她大胆写出自己的作品；而艾丽斯也将穆里尔·鲁凯泽视为人生导师和知己，每当新写出一首诗歌，总是先送给穆里尔·鲁凯泽阅读，请她提出意见。

1972年，在离开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6年之后，艾丽斯受到母校的邀请，回到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为当时的在校女大学生们做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艾丽斯特别提到了自己的三位“伟大老师”。她充满深情地说道：

我刚到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的时候，我的导师是海伦·林德教授。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将哲学变得可以理解，将哲学研究变成一件普通自然的事情的人。正是她指导我阅读了加缪的作品，第一次向我解释了生命中苦难为何永远是老师，或者，就像加缪说的一样，生命中的苦难，以及快乐。就像里尔克一样，我开始明白，即使孤独也是有益处的，而悲伤正是创造力的源泉。自从向她学习，我的生活中的一切，悲伤和快乐，都有了它壮丽的意义和用途。如今作为年长的女性，海伦·林德依然以她的榜样作用在教导我。认识她之前，我一直以为退休后人们就没什么事可做。但是她依然像以前一样工作和享受工作。当然，现在她有更多的时间来写她的新书。年轻女性要知道，生活并不会在某个任意点上停止。知道这一点，我们便可以自信地面对岁月，充满期待和勇气。

另一位伟大的老师是穆里尔·鲁凯泽，她可以把富士山和西班牙内战联系起来，把诗歌和身体训练联系起来。如果你曾经和一个具有宇宙意识的人交谈过，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有时我认为她完全是通过潜移默化和暗示来教书的，但她大多靠的是生命中的勇敢精神来教育学生，这对我来说是最高形式的教学。她是诗人，她是先知，她是实干家。她告诉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可能的。如果不是她，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勇气，走向成为一名作家之路。

谁能说出简·库珀教学的魔力？我一直认为，海伦·林德是郁金香，红橙色，柔弱而坚强。穆里尔·鲁凯泽，是一颗紫色水晶，丰富而深邃，充满神秘的变化、情绪和咒语。但是简·库珀总是像一棵松树，安静，倾听，真实。就像你七岁时将一棵树当作你的朋友一样，经历了许多风暴之后，它只会变得更加亲切珍贵，依然愿意倾听你，让你感到平静安详。

这些女人是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送给我的礼物。当我想到她们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每个女人都有能力将另一个人带入真正的世界。我们必须为彼此做这件事。

在海伦·林德、简·库珀、穆里尔·鲁凯泽等老师的引导下，艾丽斯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读书期间，读了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凯特·肖邦、多丽丝·莱辛等。艾丽斯曾提起过凯特·肖邦、勃朗特姐妹、西蒙娜·波伏瓦等作家对她写作的帮助和影响：“她们都意识到自己受压迫，不断寻找拯救途径。从她们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总是能得出一种解决方案，一种让社会更加进化的意识……”这些作品也使得她对女性的命运更加关注，对女性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

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读书期间，艾丽斯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目是《一个美国女孩的自杀》(The Suicide of an American Girl)，这篇小说在学校掀起了关于种族和国家问题的讨论。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有一个做法，每当有学生写出一篇特别好的文章，就会被散发给所有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阅读，大家还会集中在一起讨论。当大家阅读艾丽斯的这篇短篇小说时，几乎所有人都为故事主题的深刻而感到震撼。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26岁的美国黑人妇女安娜·哈里曼。在佐治亚州土生土长的安娜，发现自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没有被这个国家善待；于是她离开美国去非洲当教师，想寻找一种在美国无法获得的归属感和被接纳的感觉。然而，十年过去了，令她非常沮丧的是，她发现自己原本以为非洲人会欢迎她作为一个忠实的归国女儿，但事实上得到的却是非洲人自始至终的冷漠，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她不是一个美国白人。作为一个美国黑人，即使在非洲，安娜也得不到与白人同样的尊重。安娜即将离开伦敦回美国的前几天，与一位住在伦敦的加纳人德金·杰丁偶然相遇。晚上她与杰丁在寓所聊天，由于双方都饱受流离失所的去国之苦，他们的谈话变成了关于种族忠诚和祖国意义的辩论，混合着激情、渴望、猜疑、嫉妒和不信任，最终因冲动而导致了悲剧的结果。《一个美国女孩的自杀》体现了年轻的艾丽斯对种族冲突和国家认同问题的思考，而这些问题恰恰都是后来黑人运动的中心问题。

艾丽斯的黑人同学达登回忆说：“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只有少数几位黑人女学生，我们都被艾丽斯吸引，因为她非常有魅力。我们大多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于接受种族主义的侮辱和打击。但艾丽斯却不是这样。”

然而，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也有让她感到不适和难以理解的地方。斯佩尔曼女子学院的学生大多数来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但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艾丽斯的大多数同学出生于大庄园主家庭。许多银行、著名的博物馆和国际公司都是以他们家族的姓氏命名。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里，反抗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一度成为一种时髦。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那些特权与生俱来的年轻白人女孩，为了表现她们的反抗精神，常常装扮成穷人的模样。从小生长于穷苦人家的艾丽斯，对同班同学这种以贫穷当时尚的行为很是困惑：“我到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的时候是冬天，天气很冷，我连一件外套都没有。拿到了津贴后，才买了一件。在添置衣服、书籍和其他必需用品过程中往往捉襟见肘的我，看到那么多有钱人家的女孩穿着破衣烂衫，这对我来说真的很奇怪。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穿破烂衣服是一种时髦的打扮，而一直以来我的奋斗目标却正是为了不用再穿破烂衣服。”

有趣的是，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艾丽斯与那些富家女们的关系一如当年她和梅里尔的关系。当年那个金融巨头向她鞠躬，如今艾丽斯也通过自己的言语行为和自尊自信，赢得了尊严和别人的敬重。不仅如此，她还对身边的白人富家同学产生了较大影响。艾丽斯的同窗好友海伦·伯格伦，是一个艺术品商人的女儿，因为受艾丽斯的影响和鼓励，专门利用暑假时间，跑到南方阿拉巴马州农村体验生活，与当地黑人一起在田间干活。经过这个体验，她才知道，她的家人花在收集字画上的钱，可以让五六代黑人接受教育。她回忆说：“如果没有遇到艾丽斯，我可能永远不会看见真实的美国。我是有钱人，白人，北方人，天真，受到庇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艾丽斯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但艾丽斯并没有让我感到内疚。她以一种条理明晰的方式和我交谈，帮助我理解和参与这场运动。我在阿拉巴马州的时候，真的很受欢迎。没有人在意我的家庭背景。黑人佃农们仿佛对我说，小妹妹，很高兴你来这里，在这里发挥你的作用吧。”

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艾丽斯希望成为一名作家的信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她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作为作家的未来：如果自己拥有成为作家的天赋，那么写作将如何帮助自己的人民——那些同她家乡伊藤顿的黑人佃农一样的人们？她知道，大多数白人学生将来毕业后，都可以靠家庭财富的支持，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自己不同，如果说她需要依靠的话，那个依靠绝不是财富，而是南方黑人民族文化和精神。

离开南方家乡，艾丽斯时常会感到一种空虚和孤独。虽然她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南方去获取知识和力量，但她还是渴望着她所属的黑人文化之根给她注入生命力量。就像她母亲通过园艺、烹饪、制作精美的百衲被来弥补种族隔离制度下贫瘠的心灵，她也设法在这个很少见到黑人更不要说感受到黑人文化的校园，试图通过艺术来寻求自我肯定。她利用课余时间当用人和打工挣得的钱，买了三幅对她来说颇为昂贵的艺术画像，这三幅艺术品画的都是黑人妇女：莫迪利亚尼的《爱丽丝》、高更的《三个塔希提女人》，以及鲁本斯的《四个黑人头》。艾丽斯说：“我把这三幅画挂在房间里后，就感到不那么孤独了。它们成了我的伙伴。”

五、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5年6月，艾丽斯结束了大学第三学年的学习。利用暑假，艾丽斯先回了趟南方家乡佐治亚州，去参加那里的黑人民权运动。她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民权组织，被派往佐治亚州的利伯蒂县农村，帮助那里的黑人佃农进行选民注册登记。那是一份极为危险的工作，民权工作者在利伯蒂县受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肆意攻击，而白人警察却站在一边毫无作为地看着双方的混战。“当那些石头和瓶子从我头顶上方呼啸而过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很可能失去另一只眼睛。”在这样的情形下，艾丽斯决定立刻放弃参与混战，“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支持我们，我还不想立刻成为烈士。因此我决定退出这份工作。”

事实上，艾丽斯还有一个长期深埋心底的愿望和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她打算在暑假期间去趟非洲，去了解自己的非洲祖先。离开了利伯蒂县和那些满怀仇恨的白人暴徒们之后，艾丽斯与一个基地设在佛蒙特州的“国外生活实验”研究团体一起，搭乘飞往肯尼亚的航班，来到了非洲。

艾丽斯在肯尼亚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找了一份工作，这期间，她还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帮助当地人用剑麻茎建造了一所学校。像许多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来到非洲大陆的美国黑人一样，艾丽斯也对始于20世纪50年代席卷非洲的独立运动充满了激动兴奋的心情。她很高兴能踏上自己祖先的故土，然而，当她到了肯尼亚以后，触目所及的却是一片凄凉；看到身边那些每天在菠萝地里辛勤劳动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耳朵感染、牙齿腐烂、眼睛患疾，艾丽斯心里非常难受。她对当地人遭受各种剥削感到非常愤怒，她认识到，自己亲眼所见的非洲，绝不是美国黑人运动激进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一些城市的街角，常常可以看见一些黑人运动激进分子，佩着短剑，敲打着康加鼓，鼓吹非洲国家金字塔般的辉煌、自豪的勇士和威严的女王。然而，呈现在艾丽斯眼前的，却是污染的河水、饥饿的老人、孩子泪痕斑斑的脸颊、小女孩们做完所谓成人礼仪式后蹒跚的步履。在艾丽斯看来，这些现实玷污了肯尼亚山的荣耀，也玷污了她第一次去非洲的朝圣心情。“殖民者掠夺土地并毒害了文化，”艾丽斯后来写道，“我很高兴能够去非洲，寻找我的祖先根源，看到那里的人们仍在为生存而战斗。但是，那里的生存环境和战斗确实是非常艰难的。”

在非洲期间，艾丽斯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她遇见了自己的前男友大卫·德莫斯，后者当时作为和平队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在非洲工作。他乡遇故交，欢喜自然是难免的。

暑假结束了，返回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的艾丽斯这样描绘自己：一个健康的、棕色的、披挂着各种非洲雕塑和橙色织物的怀孕的身体。面对这个意外，艾丽斯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要肚子里的胎儿。然而，在1965年的美国，堕胎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而且，像艾丽斯这样贫穷的黑人女孩，选择堕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她既没有钱，也不认识任何医生。自从回到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艾丽斯几乎就没有走出过校门，更不要说到纽约市中心逛街。此时的艾丽斯又一次面临人生中的巨大挑战。是将孩子生下来，还是按时完成最后一年的大学学习？二者之间她必须做出选择。“是我或是他(她)，我们中只能存活一个。”艾丽斯心里这样想。

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知道艾丽斯怀孕的人不多，其中有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叫戴安娜·杨的姑娘，她有着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和一头淡棕色的头发。虽然出生于有钱的商人之家，但并没有被娇生惯养。她对种族隔离法很反感，早在参加女童子军时就加入黑人民权运动的队伍中。在她看来，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的校园充满了各种矫饰和先锋派知识分子的炒作，而艾丽斯的真实率直和深刻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了她。她常常与艾丽斯一起交流想法，也常常沉浸在艾丽斯讲述的故事中。她回忆说：“我们谈论种族隔离，谈艾丽斯在南方的成长岁月，而不是当时校园中那些时髦的话题。我那时还未经世事，艾丽斯的那些经历让我十分着迷。在我看来，艾丽斯人生经验丰富，对生活充满激情。她很真实。”她是艾丽斯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最亲近的同学之一。

艾丽斯的困境让戴安娜·杨同样万分焦急。随着时间的流逝，艾丽斯的难题也成为她关心的头等大事。戴安娜·杨回忆说，她目睹了艾丽斯备受折磨的日子，看见艾丽斯有时在图书馆埋在一大堆医学书中，执着地一页一页翻看；有时躲在房间里，忍受怀孕初期反应的折磨，因无法言说而几乎抑郁。“堕胎在当时是一种犯罪，艾丽斯不知道可以向谁求助，没有人能够帮助到她。她的孕相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看得出她的时间不多了。这太可怕。我们尽力帮助艾丽斯掩饰，但所有朋友都束手无策。我们都知道艾丽斯前途不可限量，但那时，她的未来真的令人担忧。”

此时的艾丽斯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她还没有完成学业，如果生下这个孩子势必影响她的学业；二是即使她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未婚生子在当时是一件让人十分羞耻的事情，她也无法面对。那个时代许多妇女为了不让孩子背负“私生子”的可耻烙印，嫁给了让她怀孕的男人。但那时的艾丽斯对所谓的神圣婚姻不感兴趣，虽然大卫·德莫斯表示了结婚的意愿，但艾丽斯并没有这个想法。在艾丽斯心中，面前只有两条路，堕胎或自杀，没有第三条路。尽管姐姐露丝听说艾丽斯怀孕并打算堕胎，甚至要自杀的消息，表示她来收养孩子。但艾丽斯心意已决。而另一个姐姐玛乜则是另一种态度，她给艾丽斯打了45分钟的长途电话严厉斥责她。艾丽斯深感羞愧，因为自己的未婚怀孕让远在佐治亚的家人和朋友蒙羞，这更让她备感痛苦。

在许多年后接受的一次访谈中，艾丽斯谈到了当时的心情，她说：“我知道我的家人会因为我的死而震惊和痛苦，但我也意识到，当他们得知我未婚怀孕，就不会太痛苦，因为他们认为我伤风败俗，他们会因我而感到羞耻。”

一段时间，艾丽斯几乎感到无路可走，她甚至决定，如果无法堕胎，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她在自己的枕头下放了一块刀片，每天晚上拿出来练习划手腕的动作，为了使自己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而熟练地划开手腕上的动脉。“我觉得无路可走，”许多年以后，艾丽斯对这段经历如此描写道，“于是，我想如果实在找不到堕胎的医生，就干脆自我了断，或者说，让自己永远休息。那几天，我不再出去吃饭，因为反应很强烈，不断呕吐，有时吐出来的只有苦涩的黄水。我躺在冷冷的床上，头晕目眩。”

在一首题为《自杀》的诗中，她记录了这段心路历程：

首先，自杀遗言

(不长)必须得写

其次，

所有自杀遗言

都要

亲手蘸着鲜血

签名

这表明——

也许什么也没表明。

第三，如果是休息的想法

让你着迷

也应该用最清晰的语言

承认懒惰。

最后，一切完成

让那些愤怒的人们

想想他们最幸福的

夏天

……

就在她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时候，戴安娜·杨通过另一位同学在曼哈顿找到了一名可以私下帮助堕胎的医生，当然费用也很高——2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多倍，好心的同学们为她四处借来了钱。终于，艾丽斯得救了。

劫后重生的感觉，让艾丽斯心绪难以平复，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她几乎不停地写诗，后来出版的诗集《从前》里所有的诗都是在那几天里写出的。诗的内容“首先是非洲的，因为非洲的活力、色彩和友谊在我第一天晚上的梦中掠过。然后我写了关于自杀的诗，因为我理解了环境和绝望感对自杀能够起到的作用。我也开始明白女人会因为身体而多么孤独无助。然后是关于爱的诗，我试着让自己和所有人和好。再就是关于南方斗争的诗。……写作诗歌是我与这个世界一同庆祝我没有在前一天晚上自杀的方式。”每天夜里，艾丽斯都将写好的诗从门缝塞进穆里尔·鲁凯泽教授的家中，希望她在第二天清晨就可以读到它们。

1966年1月，艾丽斯顺利完成了在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的学习，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她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题目是《从阿尔伯特·加缪的小说和戏剧看其哲学思想的发展》。由于路途遥远，也许因为其他原因，艾丽斯的家人没有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