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美国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就业前景)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迈向全球国际关系理论2.0
作者：Yong-Soo Eun，时为韩国首尔汉阳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研究学科的教授，同时也是Routledge系列《亚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I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sia）主编
来源：Yong-Soo Eun, “Knowledge Production beyond West-Centrism in IR: Toward Global IR 2.0,”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5, No. 2, June 2023, pp.1-19, https://doi.org/10.1093/isr/viad015
导读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迎来一场大变革，非西方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兴起，可是这种“创新”是否带给了我们思维上的突破呢？本文认为并没有。作者指出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为宗旨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Global IR，后续以此英文名称表示该理论）在理论设计上存在缺陷，遂提出 Global IR 2.0以克服前者不足。
国际关系的研究由西方开启，西方学者将西欧和北美的历史经验普遍化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知识”，导致非西方的历史经验被忽视，进而造成国际关系的西方化。美国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提出的 Global IR，以整合西方与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知识为宗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本文作者却指出Global IR仍沿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的认知思维模式，故该理论有演变为知识霸权的风险。作者遂主张重新定义Global IR的内核。文中为读者展现了一副有别于Global IR 1.0提倡的多元普遍主义（pluralistic universalism）的新图景——Global IR 2.0是非本质主义、非普遍性本体论、认识论上多元主义以及需要滚动更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作者对Global IR的批评的梳理简明精辟，从三个层面总结了Global IR的理论缺陷，并在最后提出以“集合”（assemblage）思维取代本质主义的改进建议。
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1. 西方中心主义：国际关系中的长远问题
自1990年起，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为主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被学界攻击为西方中心主义，原因在于这些理论将根基建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大争辩等西方历史叙事之上。全球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生产长期受西方（主要指西欧与美国）主导。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思维模式深受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影响：西方学者相信任何事物有唯一不变的本质，并且同一类事物共享同种本质，这导致他们普遍持有一元的认知论和普遍主义。西方将自身的文化历史经验与思维模式带入知识生产领域，如笛卡尔—牛顿二元本体论、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观和欧洲的现代化经验。这些思维范式构成不同流派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共同基础，造成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问题。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促使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抱持着“西方—非西方、原始—文明、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与线性单维度的发展观来审视国际问题，更将非西方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解与认识逐出“知识”的领域。
2. 早期非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化
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为了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对国际关系知识的霸权，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提倡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发展（homegrown）。这个倡议最早由从事亚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提出，因为他们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亚洲不具备强解释力。另外，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也鞭笞着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例如中国正在追求具备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理论的倡议者认为非西方的地区，如非洲、中东、拉丁美洲、亚洲，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而这些地区在文化、世界观和历史经验上与现代西方有天壤之别，他们遂要求学界更加关注非西方的历史与哲学思想，并就当地的历史模式与经验理论化。
美国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印度裔特聘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于2007年写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一文，主张关注非西方地区的基于当地文化和历史经发展的本土理论和概念，来缓解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局限。虽然此举的确助长了非西方在国际关系知识生产上的话语权，却也使国际关系知识从西方中心主义可能转变为本土主义（nativism）或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此时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都在强调结论对单一国家或区域的特殊适用性，因此国际关系学界内充斥着例外主义的风气。更有甚者，本土化理论可能成为反对西方的武器，沦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例如，柯岚安（William Callahan）质疑中国的天下思想不能帮助国际社会走向一个 后霸权的世界，而只是为中国在21世纪恢复等级制统治提供了哲学基础。在面对国际关系知识各说各话，走向分裂之时，有着整合一切国际关系知识之势的Global IR横空出世。
3. 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阿查亚教授于2014年Global IR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年会上的主席致辞中首次提出了Global IR的概念。他将Global IR定义为一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全球性的学科，他的理论致力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包含多种不同的声音、视角和历史。阿查亚也放眼Global IR将通过纳入非西方的存在和认识方式。他也鼓励开拓对世界政治研究的理解和方法，以挑战和改变由西方为国际关系学界所设定的界限。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支持Global IR理念内核，并且该理论已在学术实践中也属实发挥着影响。
阿查亚定义了Global IR的 六个特征：
1）摒弃一元普遍主义，接受多元普遍主义，坚持通往现代性和进步的多种路径；
2）开展针对古典文明的研究，将非西方世界的悠久历史（过去5000年）、不同传统和思想融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
3）吸收现有理论，而非抛弃或取代它们；
4）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和比较背景；
5）本土化理论应能被应用于更大的全球范围；
6）主张国际行动者形态的多样性与权力的分散性。
对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批判
尽管作者承认Global IR是现有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能指（signifier），但他担心Global IR会步西方中心主义后尘，重新恢复国际关系学界中的等级制和追求本质化（essentialized）的知识生产结构。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重塑Global IR的内容。在此之前，作者先梳理了国际关系学界对Global IR的批评。作者将批评分为了三个层面：分析类别、认识论和本体论。
1. 分析类别
作者首先指出，纳入原先被边缘化的非西方知识不会让国际关系学科自然发展出一门新学科，关键在于旧的、等级森严的知识生产结构是否被更公平的结构所取代。虽然Global IR试图在“西方—非西方”二分的基础上，避免反西方的知识生产，同时拓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是这个标签本身存在问题。
Global IR对“西方—非西方”标签的使用基于两项假定：
1) “西方 ”世界与 “非西方 ”世界之间存在民族文化差异；
2) 以西方为中心的 国际关系学科需要纳入更多非西方观点将使该学科更多元化和全球化。
Global IR通过将世界一分为二，并将二元性的一侧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配对，造成本质化的理解。例如，Global IR将复杂的思想体系分为 个人思维和关系思维的对立，然后将前者归给西方文化，将后者归给非西方（如古代中国）文化。倘若不改变知识的生产结构，即便在纳入非西方知识后，学界对世界运作的理解将再次被普遍化，只不过换作在非西方的基础上进行而已。
后殖民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二元思维造成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困于权力殖民主义和知识殖民主义之中。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本质化的身份和固定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一种权力的殖民性，它们都在边缘化另一方的不同声音。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存在的前提条件导致了知识和权力的殖民化，可是Global IR仍保留这种二分法，难以改变国际关系知识生产中的等级结构。
另外，作者也批判Global IR对“全球”一词的疏忽使用。他直指学者们在没有审视“全球”的意义与图景，以及没有考虑“全球”如何导致现有国际关系生产的等级结构的情况下就以Global IR的名义开展研究。Global IR也强调必须使本土理论超越其最初来源的国家或地区背景。批评者认为这对国际关系知识的普遍性设下了高标准，即将全球或广泛的适用性作为界定国际关系价值的基准。如此一来，知识的“好坏”就取决于“全球”适用性上，而不适用于“全球”的特殊性理论将被边缘化。因此，在Global IR下，带有特殊性的国际关系知识便失去了合法性（de-legitimate）。
2. 认识论
作者批评Global IR缺乏认识论上的反思。他指出，Global IR似乎致力于维持实证主义对科学边界的限制，强调理论的广泛适用性。学者指出许多非西方的实证研究都展现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同理解。这个现象反映了地域性差异没有转化为国际关系的语言（如概念和理论范式），因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学者都奉行实证主义认识论。西方除了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占据国际关系主流，也以科学主义支配国际关系研究的思考模式。有学者指出，科学也是殖民权力的核心。科学的研究要求研究最终要形成可推广的因果解释。解释学和人类学方法将限制理论的普遍性，不符合实证主义的科学标准，因此任何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本土理论的尝试都不被认可。作者在文中举例，科学现实主义、（新）唯物主义、关联主义和多元主义都是产生知识的有效方式。
3. 本体论
作者也批判了Global IR仍保持“一个世界”的本体论逻辑，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产物。阿查亚强调 “国际关系是一个具有多元基础的庞大檐蓬”（Acharya 2014，649–50）以及“多元普遍主义……在尊重多样性的同时寻求共同点”（Acharya 2016，5）。所谓的多元世界在本体论上指向的是一个单一的共享全球秩序，它明确地包含了不同的思想、世界观和行动者。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一个世界”的图景不可能承认和尊重“不能被纳入的差异”，因此抹平了存在的多元性和关系性。如果要使国际关系成为 真正迎来多元，本体论问题就需要被解决。基于以上本体论批判，有的学者提出了多重世界现实和关系宇宙论的非二元论本体论。
迈向全球国际关系理论2.0
虽然作者认为Global IR有以上缺陷，其仍然认同该理论为促进国际研究的多样性提供了动力，也赞同Global IR的存在可以加速西方与非西方的对话。在作者看来，无论是Global IR倡导者还是批评者，他们的共同意愿都是推动当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更加多元化的学科。然而，Global IR需要被重新定义才能解决学界对该理论的诸多批评。作者主张重新定义Global IR以回应上述诉求。
作者提出了一种非本质主义、非普遍性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多元主义的国际关系知识，他称之为Global IR 2.0。作者对Global IR最大的逆转在于引入了“集合”思想取代西式本质主义，瓦解了Global IR的二元论分析类别。集合思想来自当代法国哲学，哲学家视现实为充满流动性与纠缠，所谓存在之物只是众多实在之物与社会语言信号暂时性互动与纠缠的产物。作者列出了这种集合思维能带来两重影响：
1) 理解促成现存事物状态的互动与纠缠，才能理解现存的事物；
2) 意识到根据所涉及的地域和信号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组合方式，现存事态可以变成截然不同的集合。
基于以上理论，作者认为，从非本质主义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西方—非西方”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当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科并不是一种由“西方” 世界固有的价值观或习惯构成的本质存在，而是一种形态发生学上的被现实化的组合。而作为集合体的西方中心国际关系学科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形成、转变和瓦解，重新形成性质上的不同的知识领域。在Global IR 2.0 下，知识最终都不会以固定的认知和存在而确认下来。
作者最后建议以自传作为实现Global IR 2.0 发展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将其纳入知识生产的议程。“当我讲述或撰写这些关于我的挫折和挣扎的‘个人’故事时，我看到它们远远超越了我的国界，与其他同样寻求‘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国际关系研究’但却在本地国际关系社区中挣扎的人产生了共鸣，因为本地国际关系社区仍然狭隘地局限于少数本体论或认识论阶层。”（作者语）而在学者们分享个人故事时，其他面临学术话语环境狭窄和不友好的人也能从中找到联系，感受到他们自己的故事在其中的共鸣。这种认同成为那些通常被忽视的声音之间建立联系的基础，超越了白人、男性、国家、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术的地理中心立场。因此，揭示自己以不同方式参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生活经历可作为一种有效方法，共同推动扩大国际关系知识生成机构的共同目标。
词汇积累
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本土主义 nativism
能指 signifer
所指 signified
集合 assemblage
译者：陈胜业，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主要感兴趣方向为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曾在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ICDC）期刊上发表文章。
校对 | 周子喻 戴璐璟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刘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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